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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认识的黄圣光（国胜）神父
作者:吕渔亭 时间：2008-04-09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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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神父的病当然不是一、二天造成的，远在欧洲求学时代，他已有沉沉入睡的习惯。记得五十多年前，他在德国莱茵河旁的一座天主教医院当院牧，某年暑假，他想请假二日，叫我去接替他的工作。那时，我还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就读，虽然德文一窍不通，幸好那时弥撒尚用拉丁文，修女们认为只要有神父天天举行弥撒圣祭，也就满足了！某日早餐时，院长姆姆以法文与我交谈，说黄神父的右脑神经有点问题，是这个问题造成他昏昏欲睡的坏习惯。她说，虽然医生想动手术，但因只有一半的希望，却因此谁也不敢妄动！ 我与黄神父是同年进入宁波圣类思备修院的，那是民国廿七年的事了。我只记得那年从温州来了七、八位小修士，黄神父即为其中之一。因为他们小学尚未毕业，因此在备修院须住二年，才能正式进入圣增爵小修院。这些小修士中现在唯一尚存者，似乎只有花莲钱志纯荣休主教一人了！ 在我的印象中，黄神父似乎永远是一个弱男子，不知是否由于当年修院营养不足，或是某种先天性的因素，黄神父站起来很像一根竹竿。当时修院内有足球、篮球、排球与运动设备，但黄神父好像只能作壁上观，从来也没有见他参加过一次正式的比赛。黄神父身体衰弱到什么地步？在民国卅八年那次乘船远赴意大利热内亚时，令人感觉良深。共军卅八年初已渡长江，宁波戴主教认为江浙不久即将沦陷，因此，决定把我们十几位尚在嘉兴大修院的修士，快快送到意大利热内亚去就读。可惜那时上海已人人自危，出洋的五、六万吨大轮船早已不见踪影。在失望之余，幸好最后有一艘属于希腊商人的小轮船，总重只有三千公吨，准备最后一次赴欧洲，我们就乘这条小舟赴欧。 记得船一出镇海港口，在舟山群岛间行驶时，虽尚未正式入海，已开始左右前后摇晃矣！黄神父好像只要船一晃，就立刻上床休息，接着则是不断呕吐，直吐到最后一滴黄水。我们几位修士均住在船首的三迭床；黄神父睡在某三迭床的上层，我则在中层，因此我们的神师法国遣使会包神父，令我特别负责就近照顾整天躺在床上的黄神父。我当然没有学过任何看护工作，只是我身体比较好一点，不必像他那样整天躺在那里。当黄神父不舒服时，我也只能给他敲敲背，倒杯茶，如此而已。但从那时开始我已心生怀疑，他是否能读完四年神学而晋铎？幸好天主特别保佑他，使他念完神学，民国四十一年六月升神父，只比我晚二个月。 这样屈指一算，我们自民国廿七年进类思备修院，廿九年进增爵小修院，卅五年入保禄大修院，再转入嘉兴文生大修院，卅八年出国至四十一年晋铎，前后共达十七年之久，我与黄神父又始终形影不离。即使晋铎后我俩暂时分手，他赴罗马念神学，我则去鲁汶读心理学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。民国五十五年，他应罗光总主教之请赴台湾工作，比我早来了七年。神父在台湾的传教工作人人皆知，他开始在台北总教区小修院任神师，同时也在辅仁大学任文学院法语讲师，我六十二年来辅仁服务时，一起住在文学院宿舍，真是朝夕相处其乐融融。可惜这种美好的日子只有一年，黄神父不久单枪匹马赴台北三峡镇开教，建圣堂，盖幼儿园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。 一谈起黄神父三峡开教，似乎又不得不提起那位始终服务教会的陈美沙女士。陈女士三重市人，在日据时代，父为小学校长、母则为小学老师，在这样一个书香之家长大的陈女士，当然从小已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自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就一直从事幼儿园工作，直到认识黄神父为止。原来黄神父有一位舅舅，在温州升了神父之后，抗战时代已只身来台，在三重一带传布福音，最后在大同北路盖了一座圣母圣心堂。不知何故，陈女士终于认识了那位本堂神父，可能由于精神感召，或认为天主教的教理很感动人心，她终于接受了洗礼。 民国五十九年，黄神父只身赴三峡开教，并设法建一座圣堂。由于当年三峡尚无一座政府立案的幼儿园，黄神父才决定同时也盖一座幼儿园。决定后，他曾邀请陈美沙女士是否可赴三峡工作？那知她竟答应放弃一切，全力赴三峡办幼儿园。她这样跟黄神父在一起工作，一跟就是四十年，不但神父在三峡时受到百般照顾，即使后来离开三峡，长住中华圣母堂老人院时，她依然不离左右。 黄神父在三峡期间，大概由于太忙，或因经费不足，必须向海外友人求助，尤其是德国朋友们。每当他出国或太忙时，唯一能随叫随到的替代人的，大概只有我了，因为我在辅大，除了任教外，没有其它传福音与工作。我虽不像他那样热心，更不如他那样把全部精力放在传教工作上，但只要他一通电话，我必然欣然接受。从辅仁至三峡，由于当年交通不便，我往往周六晚上就到三峡，星期天举行两台弥撒圣祭，吃过午餐后又匆匆返校。黄神父当然很客气，开始时还给我一个大红包，但我受之有愧，我曾对他说：「你自己为了筹足盖堂经费，到处向友人求救，我为了帮助你做点小事，又如何能接受这个红包，以后请不要再考虑了！」 当年三峡教友并不多，但从那些新皈依的信徒口中，已知道黄神父是怎样的一位好好神父。记得某次弥撒后，与一位老年人谈天，他说黄神父好像从来不想想自己，他把一切精力与金钱都放在传教工作了，说着说着，说得我几乎要掉泪了！请问台湾的众多传教士们，有几位能像他那样为公而忘私的？还有一位年轻人说得更妙：「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传教工作上了，好像从来也没有为自己花过一毛钱！」记得当年黄神父曾去过美国，某次他想从芝加哥到旧金山，由于路实在太远，我叫他搭飞机，四小时即可达；但他坚持非坐灰狗巴士不可，因为价钱相差实在太远了！我既无法改变他那种节省观念，最后只好私下掏腰包买了一张机票给他，把他送到旧金山。 我们从小就叫黄神父为「小圣人」，因为他的圣德从一进修院开始就已有目共睹了。宁波修院有一条所谓静默规则，不能说话时，即使在走廊上或洗手间也不能交谈。黄神父对那些规则似乎严格遵守，在不当说话时，你若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立刻会用手指摀住嘴巴，告诉你这不是说话的时候。但你若真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可把问题写在纸上，他就把答案告诉你了。在圣堂里，他那种念经祈祷的热心也是出了名的。修院除了寒暑假及庆日外，每天都在五时即起身。江浙一带的冬天，大阳八时才升起，五时称是夜半时间，因此在圣堂内念早课、做默祷、举行弥撒后到餐厅吃早点时，尚不见一丝阳光。小孩子永远是小孩子，那时只有十四、五岁的我们，那个不在圣堂内昏昏入睡，甚至鼾声如雷，但我常注意骨瘦如柴的黄修士，却端直地坐在那里，似乎从来也没有祈祷时睡过觉似的。 黄神父自幼即那样热心，与其说是奇迹，还不如说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。黄神父民国十四年出生于浙江玉县坎门镇，父名黄云耀、母亲胡珍珠。神父有四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全家是坎门天主堂最初及最虔诚的信徒。父亲乃坎门著名的中医，仁心仁术，为受苦大众送医赠药，行善救人之委，坎门的许多新教徒几乎都由黄医生的善行而皈依的。民国四十年初，大陆教难时，黄公因推动圣母军不遗余力，才遭中共迫害被捕，判刑廿年。他在狱中仍坚持信念，教导医犯继续敬奉天主死而后已，最后终于劳累过度，病死杭州监狱中。 民国六十九年初我首次返乡探亲，第一站即在上海，钱志纯荣休主教的家那时已搬到上海居住，我终于在斜土路一家破旧的住处，找到了主教的父母、大哥及其孩子们。谈着谈着，我也提起了黄神父在坎门的家，他们告诉我黄神父的父亲也死在杭州监狱，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。尤其钱主教的老父对这位圣人知道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同时长大的，他说：「我们在他面前，除了低头外还是低头，因为他的圣德实在太大了，我们是永远跟不上！尤其他的那种牺牲精神，更使人望尘莫及，希望教会早日宣布他为圣人！」钱主教的父亲那天真的有说不完的话！ 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在这种虔诚热心家庭中长大的黄神父，你叫他不比人家更热心、更爱主爱人，大概也不易吧！黄神父一生受尽了千辛苦难终于走了，现在已在天上为我们祈祷了！黄神父再见了！不久我们都将在天上见面！你不是说过： 纵令十字架， 使你背弯、骨断、或气短，你还是要勇敢； 提起精神， 抬起头来，别怕，有天主与你同在！ |
黄神父终于脱离苦海了！那天听说黄神父已离开人间，我不但没有任何悲伤之感，反而心喜若狂，谢谢好天主终于让神父吃尽了人生痛苦之后，现在接他到天国里去享福了！黄神父，请为我们多多祈祷吧！